关于创刊五周年特别馈赠——密档 法医密档赏析

导读：创刊五周年特别馈赠——密档 法医密档相关工作总结范文分享给大家。

　　三位湘籍革命家在安源　　毛泽东与李立三、刘少奇同为湘籍革命家，把他们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首先是安源大罢工。　　作为安源工运的指导者，毛泽东曾七赴安源，并先后派李立三、刘少奇、蒋先云、黄静源、毛泽民等人到安源，对动员方式和斗争策略作了许多具体指示。李立三是安源工运的主要组织者和罢工的最高指挥者。1922年2月，李立三主持成立党的第一个产业工人支部“安源路矿支部”；4月，发起成立具有合法地位的“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9月10日，任罢工委员会总指挥。为防止当局暗算，委员会议决定由9月11日刚到安源的刘少奇为俱乐部代表，负第一线指挥之责。9月13日到18日，罢工取得完全胜利。毛、李、刘成功地领导了安源罢工，安源也为三位领导人第一次施展政治组织才能提供了舞台。
　　1923年4月，李立三奉调离开安源后，刘少奇代理工人俱乐部主任，组织领导了1925年的第二次罢工。1925年6月，李立三任上海总工会委员长，刘少奇为总务科主任，共同参与了威武雄壮的五卅运动。此后，李立三参与领导了南昌起义，逐步走上中央领导岗位，刘少奇则去天津主持顺直省委，天各一方。
　　安源的成功，构建了李立三一生革命的经验模式，其思想意识和工作作风始终保持着与安源的深刻联系。李维汉指出：“他领导过大的工人运动，如安源罢工、上海的五卅运动，还参加领导过武汉的工人运动、上海工人武装起义，有领导工人运动的经验，这本来是好事，可以运用有益的经验指导革命，但立三忽视理论的学习，不重视总结革命的实践经验，又不从中国革命的实际出发，只是满足于一般的、局部的经验，把它当作普遍真理到处套用。”可以说，李立三一生的荣辱都与工人、工运联系在一起。
　　刘少奇在李立三走上中央领导岗位后，继续在满洲省委和中央从事工运工作，抗战后他主持北方局，也与工运保持密切接触。当毛泽东成为全党领袖、李立三因“立三路线”出局后，刘少奇成为党在工人运动方面的首席代表。1964年夏，刘少奇夫人王光美到一些单位宣讲“桃园经验”，收到报告会通知的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副所长、革命史专家李新认为：“要是刘少奇做工人运动这类报告，我当然要去听；至于农村工作，就是刘少奇讲，我也不一定去，何况王光美。”语气虽然不恭，却认可了刘少奇在工运方面的权威地位。
　　1922年下半年到1923年初的时间内，毛泽东参与组织了几次工人罢工。1923年“二七惨案”后，全国工运转入低潮，毛泽东对工运的局限性已有清醒认识。1925年初，毛泽东回湘研究农村状况并推动湖南农运，次年在广州主办农民运动讲习所，再后一年又回湘考察农运，写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从此，毛泽东把注意力转向了农村和军队，逐步走上工农武装割据的暴力革命之路。
　　李立三、刘少奇的命运
　　1928年11月，李立三成为中央主要领导人之一(此时他是毛泽东的上级)。李立三在任内做了许多工作，不但率先高度评价朱、毛红军，向其他根据地推荐朱、毛的游击经验，而且支持毛泽东领导红四军。
　　1930年5月，蒋冯阎大战爆发，这是规模空前的新军闽大战。主持中共中央工作的李立三等人认为革命危机已在全国范围内成熟，6月11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李立三起草的《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的决议案。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在党中央占据了统治地位。
　　在这种错误思想指导下，李立三等制订了以武汉为中心的全国中心城市武装起义和集中全国红军攻打中心城市的计划。重点是武汉暴动、南京暴动和上海总同盟罢工，并要求各路红军“会师武汉”，“饮马长江”。
　　这次“左”倾错误在党内统治的时间虽然只有三个多月，但党为此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国民党统治区内，许多地方的党组织因为急于组织暴动而把原来的有限力量暴露出来，先后有十一个省委机关遭受破坏，武汉、南京等城市的党组织几乎全部瓦解，红军在进攻大城市时也遭到很大损失。
　　1930年9月，中共六届三中全会纠正了“立三路线”的错误，李立三从此离开中央领导岗位。同年10月，他到莫斯科“汇报和检查”。
　　1931年11月，曾因错误受到李立三批评的王明就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他与副团长康生一起没完没了地批斗李立三，1937年秋又借苏联“镇反肃托”的肃杀之风诬陷李立三是“托派”、在上海时“贪污三万美元”等等，致使李立三被捕，受到非人的折磨，直到次年7月才在周恩来的干预下出狱。
　　在1945年党的“七大”上，作为党内团结的标志，身处异域的李立三缺席当选为中央委员，回国后任东北局敌工部部长等职。1948年8月，李立三回到中华全国总工会的领导岗位上，进行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
　　1928年3月，刘少奇到天津参加顺直省委工作，次年6月出任满洲省委书记，直接指导中东铁路工人拥护苏联、反对国民政府占领中东路的斗争。因为没有实现建立全路总工会和实现全路总罢工的目的，刘少奇受到中央领导的严厉批评。1932年3月，政治局开会讨论工会问题，指出刘少奇领导的中央职工部、全总党团不能执行共产国际和中央的路线、已陷入“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泥坑之中”，并根据共产国际代表的意见撤销其职工部长一职，保留政治局候补委员一职。随后，刘少奇的“错误公布于全党”。1932年年底，刘少奇进入江西苏区，长征到陕北后不久又到天津主持北方局工作。
　　1936年4月，刘少奇撰写《肃清立三路线的残余——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一文，结合次年写给张闻天的信及在中央会议上所作的关于白区工作的报告看，刘少奇在此时发表多篇批“左”的文章，主要是针对六届四中全会的“王明路线”。正是这一批判，刘少奇见赏于毛泽东。1957年6月3日的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不但明确表示“少奇的报告基本上是正确的”，而且说：过去“对少奇同志的处理态度是完全不对的(不分皂白的打击，不尊重他的意见，几次的组织结论——并以之对付一个中央的领导同志)”，“今天应该作出一个正确的结论”。从此，刘少奇不但是杰出的工运领导人，也是陈云所说的“苏维埃运动后期正确路线的代表”，并在1943年成为党内第二号人物。

以上就是【创刊五周年特别馈赠——密档 法医密档】相关工作总结内容，更多范文请关注学习查询网